南宋后期，今上海地區引入棉花。元代，黃道婆改革紡織工具和紡織技術，棉紡織業以松江府烏泥涇為中心，迅速向四周擴散，成為地區新興的支柱產業。明代，松江府成為全國棉紡織業中心，“所出布匹，日以萬計”，“綾、布兩物，衣被天下”。

　　棉紡織業的勃興使松江府境內的城鎮日益繁榮。松江府城的變化最為顯著，城市沿市河不斷向東西兩側拓展，至明末，松江大街已綿延十余里，成為“生齒浩繁，居民稠密”的“東南一大都會”。棉紡織業的興盛為集鎮發展添注了活力，如朱涇成了“萬家燈火似都城……估客往來多滿載，至今人號小臨清”的繁華市鎮。朱家角鎮則“商賈湊集，貿易花布，京省標客往來不絕，今為巨鎮。”同時，城鎮數量迅速增加，以上海縣為例，在元代尚只有烏泥涇、七寶、吳會三個集鎮，迨至明清，龍華、三林等四十多個集鎮先后崛起，其形成原因幾乎全賴布業。農村人口大量流入城鎮，從事與棉紡織業相關的紡織工具制作、染色、踹光、運輸等行業，為城鎮發展增添了活力。

　　為適應棉紡織業迅速發展的需要，又因植棉有利可圖，許多稻農改種棉花，松江府東鄉“大半植棉”，形成“棉七稻三”的種植格局。“家家紡織，賴此營生，上完國課，下養老幼。”紡紗織布成為不少家庭的主要經濟來源，傳統的男耕女織生產方式被突破，“田家婦女亦助農作，鎮市男子亦曉女紅”。農閑時，男子紡紗織布成為普遍現象。明代萬歷年間，華亭縣十五保孝子陳守貞，家貧，“孑身事母，手自紡織，所織布獨精潔。”遠近聞名，商人爭購，人稱“陳孝子布”。農忙時，“婦女馌餉外，耘獲車灌率與男子共事，故視他郡雖勞苦倍之，而男女皆能自立。”新的生產方式不但打破了農村單一的以生產水稻為主的謀生手段，也使婦女成了支撐家庭經濟的主要力量。

　　隨著棉紡織業在經濟活動中的地位日益提升，婦女作為棉紡織業的主力，她們在家庭中的地位明顯提高。有些無地少地的農家男子無生業可事，出現“民間男子多好游閑，不事生業。其女子多勤苦織纴，篝燈燎火至達旦不休，終歲生資悉仰給于織作”的現象。婦女們的擔當和付出，為自己贏得了與男子相當的家庭地位和社會地位。不少人家的里外大事以妻為是，民諺“娘娘手里討針線”，即是女子當家理財的注解。

　　婦女的社會地位在婚俗中表現得尤為明顯。在封建社會，女子成婚歷來全憑媒妁之言、父母之命，婚前男女之間互不相識，更不能彼此交往。自清代起，在棉區這種舊俗逐漸被破除，農村姑娘擇偶有了一定的選擇權。男女定親后，可以相互走動交往，俗稱“走通腳”。如女子感到對方人品有問題，或性格不合，只要理由充分，可以退婚，這種舉動也已得到社會認可。最具特色的婚俗莫過于“浦東大娘子”，當地普遍認為新娘的年齡大于新郎為佳。形成此婚俗的主要原因還是婦女在棉紡織業中的作用，小兒子能討個大媳婦進門，及早為家中增加一個紡紗織布的熟手，當然是件好事。而女兒在娘家通常也是紡織的主要勞力，都想讓女兒在家中多做幾年，當然不想讓女兒早早出門嫁人。紡織技術高超的姑娘身價倍增，媒人盈門。厚嫁盛行，大凡女子從七八歲就學習紡紗，十一二歲就學織布，父母因女兒多年對家庭的貢獻，多備豐厚的嫁妝以作補償。而嫁妝厚薄的一個主要標志就是看土布和棉被數量的多寡，棉被及其它嫁妝都須用土布交叉系縛。成婚后，新媳婦與其它地區相比，享有較好的禮遇。

　　棉紡織業的興盛改變了農家的消費習慣。從紡紗織布到出售布匹于布莊，生產周期不過數日，且不受季節限制，由此改變了農家通常必須儲備一年的生產、生活資料的習慣。相對于生產糧食作物，棉紡業有較好的收入，為提高消費水準提供了可能。由此出現“家無斗儲而被服必極華麗”，“士氣浮而不實，民間無數日之蓄”的現象。與人們消費習慣改變和集鎮興起相適應，商業與飲食服務業在大小城鎮同時繁榮，并催生出一批新的文化娛樂行業。

　　在棉紡織業的發展過程中，產生了許多涉及棉花種植、棉紡織生產、棉花棉布交易等方面的習慣、行業幫規等，其中許多風俗習慣一直影響到今天的社會生活。